许多关于毛泽东早年保健医生的书籍或文章中提到傅连暲是毛泽东的第一位保健医生，但根据傅连暲自己的回忆，毛泽东的首位保健医生应是陈炳辉。

1932年春天，红一军团与红五军团联合组成的东征军前往福建汀州，在途中，福音医院的医生傅连暲注意到毛泽东因为长期征战、操劳过度，身心疲惫。于是，他决定将自己得意门生陈炳辉派往毛泽东身边，担任保健医生。后来，陈炳辉与傅连暲的女儿傅维莲结婚，成为傅连暲的女婿。

有传闻称，在长征开始后，傅连暲随军行动，而陈炳辉则被留在瑞金的中央红色医院，负责照顾傅连暲的母亲以及自己的孩子。不幸的是，1935年，陈炳辉在一次国民党“还乡团”的抓捕行动中被错杀。王鹤滨在其回忆录《走近伟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兼秘书的难忘回忆》中透露，傅连暲曾对他说：“我派给毛主席的第一位医生是我的女婿，他和我的女儿在反‘AB团’时，被误认为‘AB团’分子并被错杀。”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首任保健医生陈炳辉并非被国民党杀害，而是因错误的判断而丧命。遗憾的是，相关史实至今已几乎无从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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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胜利后，红军在延安建立了中央医院。那时，包括何穆、金茂岳、伍义泽等医生都曾为毛泽东诊治过，但他们并非毛泽东的专职保健医生。白求恩、鲁之俊、王斌、史书翰、马海德等人也曾在不同时间为毛泽东提供过医疗服务。鲁之俊通过针灸治愈了毛泽东的肩周炎，金茂岳也曾为毛泽东治疗过这个疾病。金大夫曾发现毛泽东所在的窑洞有一个防空洞，而防空洞的门正好对着毛泽东的办公桌。毛泽东通常在晚上伏案工作，防空洞里的冷风直吹到他的肩膀上，最终导致他患上肩周炎。因此，金大夫建议毛泽东将桌子移开，避免直面冷风，并在防空洞的入口处挂上帘子以挡风。毛泽东后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引用了这一事例，并借此讲述党风、学风和文风的问题，强调这些不正之风就像从防空洞中吹出来的逆风，阻碍了进步。

为了更好地保障领导人的健康，傅连暲提出设立专门的部门和医务人员来负责毛泽东的保健工作，并由卫生处和中央社会部共同管理。此建议获得批准，随即在枣园筹建了中央卫生所，负责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的健康保障。

1943年秋，中央领导人陆续搬到延安的枣园，中央书记处也随之迁移。周毅胜被调入枣园，成为毛泽东的第二任专职保健医生。周毅胜，1913年出生在江西上犹县，出身贫寒，17岁加入赤卫队，1932年12月加入红军，并因伤住院。后来，他被选入红军的卫生学校，接受医疗培训。周毅胜曾担任红五军团医训队的班长，之后成为红四方面军总部卫生所的一名医生。

长征结束后，周毅胜协助傅连暲建设边区医院，并成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周毅胜回忆，初见毛泽东时，毛泽东嘱咐他：“弼时同志身体不好，你要多照顾他。”毛泽东还要求卫生所不仅要为机关工作人员服务，还要为当地的人民群众提供医疗服务。除了担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外，周毅胜还在枣园后山筹建了中央社会部卫生所，负责中央机关、警卫团及周边居民的医疗工作。

周毅胜的工作团队包括从1934年起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医护警卫员钟福昌（后来改名钟光），以及3名护士和1名药剂师。1945年5月，周毅胜离开了保健医生岗位，毛泽东的第三任保健医生成为了任玉红。

任玉红，1919年出生于四川，1932年参加游击队，翌年加入红军，1934年成为中共党员。任玉红曾在红四方面军担任卫生队工作，参与了多次重要战役的医疗保障。长征结束后，他被派往延安的中央总卫生部，并在1945年调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至1950年继续在毛泽东身边工作。

任玉红之后，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为王鹤滨。王鹤滨，1924年出生，河北人，曾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学习并担任住院医生。1948年3月，王鹤滨随傅连暲和其他医生前往陕北，为毛泽东等领导人进行健康检查。1949年，他成为毛泽东的第一位专职保健医生，并兼任毛泽东的生活秘书。

1950年，任弼时因病去世，毛泽东的保健工作进一步加强。王鹤滨也兼任了中央警卫处的保健科副科长，并承担了其他领导人的健康保障工作。

此后，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不断更换，包括周泽昭、徐涛、李志绥等。周泽昭是著名外科专家，曾在解放战争期间为大量伤员提供治疗，后来任第一军医大学校长及北京医院院长。徐涛是老年病学专家，曾担任毛泽东医疗组的副组长。李志绥则是毛泽东保健医生队伍中的一员，并在1957年成为其专职保健医生。

随着毛泽东健康状况的变化，毛泽东的保健医生队伍不断壮大，确保了他在各个时期的健康和生活保障。

发布于：天津市